乡村的环境污染以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为主，主要是“次生环境问题”，与工业的引入和人的行为密切相关。水污染主要由塑料加工厂乱排废水和乱扔“无用垃圾”所致，而大气污染主要由焚烧垃圾和烧废电缆以获取其中的铜丝产生的烟雾所致。

1S村水环境变迁史及水污染

S村水系比较发达，几条主干道旁均有沟渠相连，村中还有很多湖泊，房屋多建在水系旁，水质情况却不容乐观，沟渠上大多漂浮着塑料垃圾。根据访谈，20世纪80年代以前，居民用水主要是河水，“当时河水比较清澈，可以钓鱼、洗菜、洗澡、游泳”。自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通自来水后，居民不再喝河里的水，不过可以洗衣、游泳。从2003年开始，一批废品回收和加工企业相继进入该村，污水直接排入水系，不用的“垃圾”也扔入水中，水质不断恶化，直至变成黑水，甚至干枯。陈阿江对水体的功能进行了区分，提出“水体功能层次论”这一概念，水的功能具有层次等级，高级功能是用于饮用，低级功能则是用于纳污［2］。从上述S村水环境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河流功能的退化与水污染有着密切的关系，工厂乱排污水对水系环境有着巨大的破坏。由于水体的高级功能具有资源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想回到以前的“天蓝水清、稻香鱼肥”几乎不可能。尽管废品产业的进驻为S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也破坏了村庄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废品回收和加工以塑料为主，资料显示，2008年S村加工颗粒的有45户，收旧户100多户。自2003年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以来，一些原本分散在南京市区的废旧塑料收购点自发地迁到了S村并且越聚越多，这些人一开始也给S村带来不小的房屋租金收益。但随后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不可估量的，因为需要用水，塑料加工厂均建在河流湖泊旁，方便就地取水，当水受污染后，他们用网撑起一片方形的区域，与周围有漂浮物的水隔离，从中取水，生产后的污水又排到河水湖泊中。而回收的“废物”并不是所有的都有用，于是在加工厂看来是“无用的垃圾”便被直接扔到河里，在处理废弃物的同时又进一步造成了废弃物污染，为其买单的却是S村的村民。此外，在大众消费的时代，我们的消费大大超出了生存所需，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的乱扔，也对人居环境造成了灾难。

1．2大气污染S村另一个环境污染问题便是大气污染，一是垃圾堆积散发出的气味;二是在水泥砌起来的垃圾箱里焚烧垃圾所散发出的烟雾;三是加工厂里飘出来的有毒刺鼻的气体。大气污染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部分村民出入戴上口罩。“现在还好点了，前几年每到晚上，他们就烧电缆，为了里面的铜丝，那气味别提多难闻了，搞得晚上都睡不安生，我们反映过，后来他们就收敛点了。”一位村民说，他还反映村里孕妇一旦怀孕便会搬出去住，生完小孩再回来。废物回收利用本该是件好事，做得好便是资源的循环再利用。但这种简易的不规范的小作坊加工点，帮助解决城市垃圾问题，带动村庄出租业、商贸市场的发展，增加居民的收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村里的居住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下面将根据贝尔提出的3个层面对S村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2S村环境污染问题的社会解读

2．1环境污染的物质层面分析

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它涉及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与人体健康等。从物质层面来看，人们是如何塑造出现在所面临的环境现状呢?从表面上看，S村的环境污染和恶化主要是因为废物回收和加工，但不仅是这样，其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经济原因。

2．1．1生产方式的变迁(潜在因素)S村处于城郊结合部，城市化的浪潮不断席卷这个村落，城市的扩张，为村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和多样的谋生手段，村民可以去城区打工。20世纪90年代初，村民就不种地了，田地开始荒芜，在原有的田地上，村民不断地建造房屋，出租给外地人。但水和土地只有用才能很好地得到保护，只保护而不用并不是解决之道。不再种地，不再用地，村民对土地的依赖和联系也在慢慢减弱，农业生产基本上退出了S村人的生活。而20世纪80年代初自来水的推广和普及，使得河水的高级功能找到了可靠的替代者，即使河水遭到污染也不会无水可喝，水体“饮水”的高级功能不再使用，功能不断退化。村民维护水和土地的意识也不断减弱，面对经济收益的诱惑，村民以牺牲环境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2．1．2加工企业的进驻(主要因素)2003年是一个环境发生变化的分界线，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S村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吸引了废物回收和加工企业的进驻，形成集聚效应。一方面S村处于城郊结合部，交通便利，地价便宜、租金也便宜;另一方面S村水系发达，符合工厂的取水需要。S村成了理想的选择，在积聚效应下，加工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废品利用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小加工点的介入弥补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上的不足，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无序经营以及废水未经处理便倒入河道，带来“二次污染”，产生恶性循环。

2．1．3拆迁过渡期(破窗效应)S村的环境污染如此严重，环境破坏如此肆无忌惮，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处于拆迁的过渡期。据村民反映，该村15年前便说要拆迁，真正拆迁从2006年开始。调查小组发现并不是成片拆的，有些地方拆了，有些地方还没拆，一方面是补偿条件没谈妥，另一方面是政府也不急，因为城市扩建还没建到这里来。这种结构上处于拆迁的过渡期的境况产生了一种类似“破窗效应”的现象。一方面，反正要拆迁的，趁拆迁前赚取点利润———村民获取地租，加工厂商赚取利润，即将拆迁和获取收入是村民能忍受环境污染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反正已经污染，多点污染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破窗效应”表明，环境对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一扇窗户如果被打破，如果没有修复，将会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S村环境污染的逻辑便是这样，村民等着拆迁和补偿，企业主等着拆迁后再换个地方，至于环境的修复，就留给政府和开发商来做，一种可能的思路是填埋后建高楼，再重新开发新的小区景观。

2．2环境污染的观念层面分析

环境问题还涉及人们的文化、道德观和社会经验等，S村环境污染问题的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观念因素，或者说文化因素，它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首先，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村民与“水和土”逐渐脱离，保护水和土地的观念不断淡化。其次是村民对待土地的观念发生变化。福斯特提出了“土地伦理”这一概念，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被看作是商品，是一种谋取财富的手段，要穷尽一切带来利润［3］。种地获取的收益比出租土地和房屋的效益少，再加上谋生方式的变迁，为了利益最大化，出于“土地伦理”，人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最后是“公”和“私”的观念变迁。鸟越皓之指出人与对象之间存在物理或心理距离，距离越短，关注程度增加，而对于垃圾的关注范围，越是远离自身，人们关注越少［4］。个人出于“私”的考虑，以环境代价换取个人的利益，而“公”的水系与人的日常生活越离越远，利益的考虑屈从于环境的维护以及弱势的地位最终造成“公地悲剧”。调查发现，村民自家房子里面的卫生还是有保障的，与门口河流里面的垃圾形成鲜明的对比。

2．3环境污染的实践层面分析

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呢?面对环境污染，S村居民也曾有过环境抗争行为。2008年，村民曾给市环保局打过电话，后来，又给媒体打过电话，当时做了一个实验，把鱼放在水里，没几分钟，鱼便死了。从收集到的资料看到，在2008年，S村的环境问题曾引起多方关注，媒体对此进行了调查和报道，市环保局也下令进行了整顿，对河流也进行了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为什么直至现在，S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仍存在着，而且还在继续恶化，而在实践层面，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在治理上，正如陈阿江教授在《次生焦虑》里所说，文本法和实践法是分离的，我们习惯根据情境来行动或定义行动的意义。第二次调查时，正好建邺区对S村的加工企业下令整改，还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停自来水供应、限制大工厂的运行，大工厂停工了，只剩下一些小工厂还在运转。与第一次调查相比，能看出来整改有些效果，空气好闻一点，水面干净了些。不过，治标不治本，要求治理河道，村头沟渠上漂浮的垃圾确是捞起来处理了，但村里的河道没什么变化。在执法上也存在着困难，一方面加工户和少数村民受到利益的驱动阻挠执法，另一方面按目前的法律规定，每次执法从最初介入到最终做出处罚都需要3～4个月的时间，加上没有暂扣物品的权力，给那些非法加工点提供了可乘之机，随时转移财产和设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轮整治之后好上10d左右又开始反弹，然后再整治再反弹。此外，外地人和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增加了环境保护的难度，外地人并不把村庄当成自己的领域，从而不受当地道德观和“地方性知识”的约束。

3结语

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系统的考察。本文试图从多方面来洞察和把握这些问题，用一种创新的方式阐释，用不同的观点去理解那些显而易见、司空见惯的方方面面，找出其背后纠缠的各种利害关系和实践逻辑，以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本文描绘了S村环境污染问题的现状，并对其成因和治理进行了分析。综合看来，要想真正治理好S村的环境问题并非易事，这代表着一种“发展的逻辑”，是一个过程。尽管如此，理清这中间的各种利害关系还是有必要的。总之，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是一个“治人”的问题，终需从人类自身出发来加以解决。

作者：朱艳何咏志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